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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的股票配资平台寒山位列陶潜之后、王维之前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之中，李白、杜甫占了整整一章（第7章），而汉朝文学(国祚4百多年)也仅占一章，这样悬殊的篇幅似乎反映出张隆溪教授对李、杜非常重视。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中和李、杜并列的寒山子，在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之中却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我们这里说起“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读者也许会问：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关“世界文学”什么事？哪些世界文学选集收录了寒山子的作品？

事实是，张隆溪教授近二十年都以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为念，他编写中国文学史也注重文学作品的翻译，目的是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文学，促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一席位。不过，张教授认为“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毫无影响力”。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第五版和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第二版都收录了寒山诗（详情见于下文）。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ifth Edition）

寒山诗获纳入世界文学选集既然已是事实，那么，一向以世界文学为念的张隆溪教授会认为这些Anthologies of World Literature录入了“毫无影响力”的寒山诗是错误的？

张教授认为寒山诗的文学地位不高，连将寒山写进中国文学史都是可笑的。由此类推，外国人编成的世界文学选集收纳入不了文学史的寒山诗，可能也被判定为不妥当，或者，这些选集沒有地位？

世界文学选集收录的中国作品，必须由中国人来决定？寒山诗入选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有恶劣的影响吗？

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和“世界文学”读本的编纂问题，有没有关系？两者在示例方面(exemplification, 这里特指选录作品为例)，是原则相同的吗？

《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

文学史书成为形象工程：寒山诗被黜落是因为寒山“排不上号”？

张隆溪教授视野中的寒山子是怎样的？

2024年2月，张教授在香港接受李浩荣先生访问，张教授说：“我在书里没有提到寒山，因为唐朝大师辈出，论诗人，寒山是完全排不上号的。美国文化界喜欢寒山，如诗人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便对之吹捧有加。五十年代，施耐德在柏克莱读书，问老师陈世骧该去研究哪位中国诗人，据说陈世骧觉得若推荐杜甫、李白，对施耐德来说未免太深了，就推介寒山给他，果然合他的口味。寒山走红还有时代的因素，那时刚好碰上嬉皮士流行的年代，美国的年轻人喜欢穿着袈裟，扮成洋和尚，读一点东方的禅诗。但是，我写中国文学史，绝不会按美国人的喜好来决定内容。〔……〕说到底，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毫无影响力，如果中国人写文学史去谈寒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寒山诗注》

这段话，明确将寒山贬得一文不值：“寒山是完全排不上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毫无影响力”！看来，写文学史给外人看，要写“那些够经典作家和作品”的，而寒山诗不够资格。

可是，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却另有说法，而且和张隆溪教授的看法，截然相反。

袁编本《中国文学史》有这样的一句：“寒山……其中表现禅机禅趣的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2册，页223。）

那么，张隆溪教授说的“毫无影响力”和袁编本所说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谁对谁错？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如果中国人写文学史去谈寒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张隆溪教授说：“如果中国人写文学史去谈寒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这句话中有“如果……”二字，是假设性的。

不过，张教授其实不必假设。事实是，中国人编写的文学书，早就谈了寒山诗。民国时期，就有四大名家的史书谈到寒山：1.陈子展。2.胡适。3.郑振铎。4.刘大杰。

陈子展谈寒山，见于陈子展《唐代文学史》，国立北大出版部1923年版，页21-23。此书另有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28 年，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寒山与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的三位白话诗人，并对寒山生平等做了详细的考察，寒山也因此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

在 1932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出版）里，郑振铎略提到寒山、丰干、拾得三人名字，说他们三人所作之诗 “都是受王梵志的感化”，是“王梵志的嫡裔”。此书首次将少被世人所注意的戏剧、变文、散曲、宝卷、弹词、平话、民歌等俗文学题材，引入到文学史书中。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手稿

1938 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认可寒山是王梵志的直接继承人，给予寒山及其诗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先行者。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一九四九年前出版，此书有重印本和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提到“寒山子是王梵志诗的继承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中册，页54)。

刘大杰特别指出，寒山诗“采用通俗的语体”；寒山子反对“诗风的讲究格律声病”，和当时的宫廷诗人讲反调。

1949年之后，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年）第六编第五章是“寒山和他的诗”（页336-351）。此章第二节“寒山的诗”写了接近十页，论析寒山诗的内涵和风格特征，已经不是简略处理。

五年后，又有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95年版）。此书的第八章第四节是“寒山和拾得”（页177-182），也不是将寒山诗一笔带过。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

另外，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没有“文学史”之名，而“演进”实际上涉及时序，所以也近似文学史。此书第六章“寒山及其《寒山子集》”（页98-137）、第十章“唐代诗人行实考”（页197-213）都用可观的篇幅讨论寒山的生平及其《寒山子集》。

以上简略的出版史说明了一点：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近百年国人所撰文学史对寒山子越来越重视。

这些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的作者（都是中国人）将寒山子写入史书，他们都闹了笑话？

寒山诗在世界文学选集中的收录情况(举隅)

其他学者早已指出：“寒山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已经确立。”（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卷，页350)。

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史》

不过，《隋唐五代文学史》没有提供“寒山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已经确立”的例证，因此，我们必须自行查证。

下面是笔者查证的一部分结果（目前只限于书证）。

哈佛大学Martin Puchner主编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ifth Edition, Volume B (2024) 收录了寒山的作品14篇。

从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书中的细目我们可以看到：此书所录寒山诗以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英译本为主。其次则为Gary Synder 的译本。

Martin Puchner主编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Burton Watson 出版过英译本Cold Mountain Poem。1962年Watson据日本入矢义高（1910－1998）校注本选译了寒山诗124首，由纽约丛林出版社出版（New York Grove Press）。

英国学者韦利（Arthur Waley）的寒山诗英译其实比Gary Snyder 和 Burton Watson更早面世。1954年，Waley翻译27首寒山诗，在美国Encounter 杂志上发表。

以上三人之外，赤松（Red Pine）、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以及罗吉伟（Paul Rouzer）也都出版过寒山诗的英译集。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收录寒山诗篇

据说，1995年的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首次包含了非西方的作品，而在这之前纯是西方文学选集。

另一部世界文学选集由David Damrosch等人主编，就是：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2008年）。此书的Medieval China部分也收录了Han-shan和相关作品十多篇（见下文）。此书之中，寒山位列陶潜之后、王维之前。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Volume B, 2nd edition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第二版收录寒山诗11首，并收录了闾丘胤《寒山诗集序言》(Lu-qui Yin: from Preface to the poems of Han-shan)。

寒山诗没有被编入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可能是因为寒山的生卒年不容易确定，例如，编者难以决定该将寒山编在李白之前，还是编在在李白之后。无论如何，编者这样处理：HAN SHAN (c. 600-800)。以下是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收录的寒山诗：

1. 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2. Spring water in the green creek is clear

3. When men see Han-shan

4. I climb the road to Cold Mountain

5. Wonderful, this road to Cold Mountain

6. Cold cliffs, more beautiful the deeper you enter

7. Men these days search for a way through the clouds

8. Today I sat before the cliff

9. Have I a body or have I none

10. My mind is like the autumn moon

11. Do you have the poems of Han-shan in your house?

前三首，编者选用 Gary Snyder的译文，后八首用的是Burton Watson的译文。其中，有不少描绘山林幽居生活的内容(如第2首《碧涧泉水清》“碧涧泉水清，寒山月华白。默知神自明，观空境逾寂。”

和第7首《时人寻云路》:“时人寻云路，云路杳无踪。山高多险峻，涧阔少玲珑。碧嶂前兼后，白云西复东。欲知云路处，云路在虚空。”)，这类作品是异国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Instructor’s Manual）

在世界文学中已经占有一席位的寒山子诗篇，为什么张教授完全无视？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之中“寒山子”这名字，竟无迹可寻。

张教授一方面畅谈“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有一席位），另一方面对寒山子入选世界文学选集的事实似乎视若无睹，或者，不认可？

难道说，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和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收录寒山诗，也是“毫无价值”的？可笑？

收录寒山诗的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和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选录寒山诗篇，有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吗？损害了中国的文化形象吗？决定哪些中国作品入选“世界文学”，须由中国专家来决定？

如果有人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决定哪些中国作品才能入选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那么，谁有权代表全体国人来做决定？此外，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能不能获得世界各民族的首肯？单方面的文化输出，会不会被域外国家视为“形象工程”？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中国人的视角”——哪一位中国人的文学观在起作用？

上文提及的两种世界文学选集，编者全部是外国人，没有由中国人来担任主编。决定哪些中国作品可以进入“世界文学”，须由中国专家来决定？

文学史书方面，也必须由中国人来书写才能代表中国人的视角？

从张教授所说“我写中国文学史，绝不会按美国人的喜好来决定内容”这句话来看，似乎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代表了“中国人的视角”。

张教授还说：“我最重要的写作动机……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2022年10月15日，张隆溪教授在“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学术讲谈会的发言)。

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2022年49期（22年12月出版）有王可心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弥补当前英文世界的中国文学史欠缺中国人视角的遗憾。”看来，读者如王可心也认为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展示了“中国人视角”。

史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文学口味来决定寒山诗“入不入流”、入不入史（史书若由私人撰写，则私人实有其言论自由、个人立场，然而私人之见未必反映群体的看法）。

崔小敬《寒山：一种文化现象的探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但是，这个问题放大一点来看，历史编纂的大原则问题就浮现出来：中国文学史上有各种各类的作者，如果编写文学史只顾书写（呈现）“正统的”作家的“经典”，同时完全无视“次要的”或“边缘的”作者，那么，写成的史书实际上没有以“完整”为念，自然是离historical objectivity甚远。

换言之，这种历史编纂法没有采用descriptive approach（描述取向）。

在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中，描述取向是一种以客观呈现历史事实为核心的路径，主张“让史料说话”，避免显性的意识形态或者史家主导式的叙述（尽管如何“完全中立”这史学理想不易做到，参看Elizabeth Ann Danto, Historical Research. 2009）。

历史学中的规范书写（prescriptive writing）令史家有机会推衍己见，认为他们自身的私见比他们正在书写的对象更为重要，结果可能是失去了学者的谦卑（理查德·J·埃文斯《捍卫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七章“知识和权力”）。撰史之人若以我为尊，就有滑向压制“另类”之虞。

理查德・埃文斯《捍卫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专挑典雅的、经典化的作家作品来“入史”，将大量“不够经典”的作品完全摈弃于史书之外，是说不上“中立”和“完整”的。

换言之，“中国人的视角”如果导向规范书写（prescriptive writing），旨在向外“输出”（imposing, 而不是外人来主动吸收），那么，文学只是一种工具。

权力如何塑造历史记忆（如谁在书写？谁被消音？）

戴燕教授写过一本学术专书：《文学史的权力》。

笔者对“史家的权力”更感兴趣。文学史家有一种权力，决定了史书的读者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指作家和作品)。这种权力，有没有制衡？

张教授说“我最重要的写作动机……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然而，事物有两面性，　　采用prescriptive approach来编写史书，有什么后果？

规范进路以某种既定的标准、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记录、解释和评价。这种方法的本质，不是客观的史实呈现。

这里讨论的重点是“价值观”“价值判断”的问题。

《寒山子诗集》

张教授本人对唐代的寒山诗没有好感，认定寒山的文学地位低（“因为唐朝大师辈出，论诗人，寒山是完全排不上号的”）、价值有限，于是，在他撰写文学史书中对寒山只字不提，在访问中则是声称寒山诗“毫无影响力”﹔在对待明清女性作家等方面，也有采用prescriptive approach（规范进路）之嫌。

笔者也曾指出，中国妇女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明、清两朝尤其多），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写了三千年文学史却只提及寥寥几篇女性作品，明、清两朝的许多女性作品似乎也因为“价值有限”而被弃而不顾？

实际情况是近年不少学者重视明清女性文学。

史书反映出严重的“男女失衡”，令人生起“男性中心主义”之疑（参看：洪涛《发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没有发现“男性中心主义”？（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一）》，载腾讯网“中国小说研究”2025年4月29日）。

再如，唐朝有近三百年的国祚，是不是都没有出过女诗人？不是没有，而是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不谈唐朝女诗人。

如果历史叙述全凭prescriptive approach（规范进路）来实行，那么，历史完整性在史学中又有何立足之地？舍弃历史完整性的史书，宜称为简史。

《传统内外：清代闺秀诗词研究》

寒山诗的影响力

与寒山相关的史料未必很“显眼”（没有在文化史上造成“轰动效应”），因此，史料不是每个学者都注意到，但史料之存在不以literary taste之不同而转移。

宋代推尊寒山诗者有：杨杰、张景修、王安石、苏东坡、杨时、黄庭坚、晁补之、许景衡、叶梦得、吕本中、曾几、曹勋、胡仔、王十朋、洪迈、陆游、范成大、朱熹、周必大、楼钥、戴复古、薛师石、陈耆卿、洪适、王迈、刘克庄、王应麟等数十人（徐永恩编著《天台山和合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王安石撰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见于王安石著；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卷四，页86-96（参看洪涛《明妃，是失声的 (voiceless)小姑娘？——谈文学史上的“主见”“新见”（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八）》，载“古代小说网”2024年11月2日）。

Wang Anshi and Song Poetic Culture (2021)

杨晓山教授所撰专书Wang Anshi and Song Poetic Culture (2021年) 对这《拟寒山拾得》二十首有详细讨论，书中第四章是 From Cold Mountain to Bell Mountain: An Excursion into Poetic Buddhism（从寒山到钟山：佛理与诗法的简短巡礼）。

《苏轼诗集》卷二十三有苏轼《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诗前有小序：“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使其徒卓契顺来惠州，问予安否，且寄《拟寒山十颂》。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吾甚嘉之，为和八首。 ”（《全宋诗》第14 卷）

另外，江西诗派的中坚人物黄庭坚有诗：“前身寒山子，后身黄鲁直。颇遭俗人恼，思欲入石壁。”（《山谷别集》卷二。参看叶珠红《寒山诗集论丛》，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页186。）

叶珠红《寒山诗集论丛》，秀威出版2006年版。

黄庭坚诗中的“黄鲁直”就是黄庭坚本人。他意欲效寒山子“入石壁”修行。这难道不是受到寒山子的影响？

南宋的陆游，有《拟寒山诗》，他在诗中写道：“掩关未必浑无事，拟遍寒山百首诗”（《剑南诗稿》卷二十四）。此外，《剑南诗稿》卷四十三又有《醉中题民家壁》：

壮岁羁游厌故栖，暮年却爱草堂低。

交情最向贫中见，世事常于醉后齐。

松吹飕飕凉短发，芒鞋策策响新泥。

吾诗戏用寒山例，小市人家到处题。

说到拟寒山诗、和寒山诗，叶珠红《〈寒山诗集〉之流传与影响》（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六章是“寒山、拾得诗之影响”，其中有一节专谈“拟、和寒山诗的风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叶珠红这一节的讨论。

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熊猫丛书”中有《寒山诗选》(1995年)

“通俗的社会文学”没有价值?价值低下？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文学领域的“典雅”、旧经典也可能被唾弃，例如，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反对文言。

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917年2月1日)。文学革命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确立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新的文学观。

寒山诗有很大一部分是写得比较通俗的（指用语方面）。相比起王维、李白、杜甫那些曾经在朝廷当过官的文人，寒山子是平民。

偏偏寒山诗（平民的、通俗的）颇得宋代文人如王安石、苏东坡、陆游的赏识。那么，会有人说王安石、苏东坡、陆游欣赏寒山诗、谈寒山诗，都是可笑的？

美国有些诗人能欣赏寒山诗，欣赏寒山诗也不见得有什么可笑之处（参看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

张教授津津乐道的中国诗学是怎样的？

张教授对中国诗学的认识是：“中国诗文形式都很精简，讲究炼字，强调意在言外，言尽而意无穷，这就成为中国诗学的特点。”（《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59）。这观点，张教授在许多场合（访问、讲座）都谈过。不过，“都很精简”的“都”字，语义过宽，有待商榷。

寒山诗多用俗语，被视为“白话诗”，其总体语言特征与精炼、含蓄有一段距离。也许，多用俗语的寒山诗和张教授首肯的“中国诗学”不合拍，所以见弃？真相如何，我们不清楚，也不宜做过多的推测。

刘跃进主编《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

《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的主编刘跃进教授说：“到目前为止的文学史，更多地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文学创作情况。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什么是阶层？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形态。……理想的文学史，也应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刘跃进主编《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寒山、拾得，不属于精英阶层。

这里，笔者不是主张要找某阶层来取代“精英阶层的文学”，笔者是想提醒：偏颇的历史叙述有它的不足之处(inadequacy)。

《寒山诗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或为国清寺本三刻，刊于南宋)

文化差异与中西不平等

张隆溪教授强调中西方文化有同的一面，呼吁世人要多注视中西文化之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西方人能接受的寒山子诗，张隆溪教授却认为地位低下，中国人写文学史如果也去写寒山就是笑话。

张隆溪教授说：“中西比较文学绝不能仅仅把西方的理论和批评方法简单应用到东方的文本上。”（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30）。这道理很好懂，因为那样“套用”，就有“西方中心主义”之嫌。

在同书稍后，张教授说得更细致：“只要西方提供各种理论，而东方只提供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和评判的文本，只要东西方比较只是机械应用西方理论来做研究，把各种各样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一个接一个用来分析中国文学的文本，那种不平等的关系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页52)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5年版。

张教授指出，将西方理论拿来做简单机械的套用，是西方对东方新的殖民。总之，张教授对于中西“不平衡”，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他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馀，有时候也讲中国（例如中国诗学）不同于西海。

在寒山诗的接受问题上，“对立论”重现?

反对“西方中心论”之外，张教授也反对“非我神话”、“对立”。

在美国(1984年)，张教授批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把东西方的语言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过度强调了其间的差异。张教授的文章刊于1985年3月《批评研究》（Critical Inquiry. Vol. 11, No. 3, pp. 385-398），文章内容后来成为张教授第一本英文学术著作The Tao & the Logos的基础。

在香港任教时, 张教授又批评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在《二十一世纪》（见1999年4月号）发表的文章《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写了《汉学与中西文化的对立》一文，对“(于连的)中西文化对立的观念”表达了质疑略作评论（见1999年6月号）。

其后，张教授一直主张，研究中西文化，不应该过度强调异，反复抨击把中国视为西方对立面（the opposite）的做法（Zhang Longxi, 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Zhang Longxi, Mighty Opposites (1998)

不过，寒山诗已获纳入世界文学选集这案例，不是套用西方理论，而是中国的诗篇在西方出版的选集中占一席，同时，西方人能赏识寒山诗，也不涉及“对立观”，因此，如果有人不同意 (寒山诗进入世界文学)，想必有其理由吧？是不是要强调“中西方审美标准”有重大差异？还是说，中西方的文化貌同而心异？——“唐人”眼中，寒山诗是“排不上号”的；而美国人却青睐寒山诗，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审美观和美国人的审美观，就是有所不同。

原则上，张教授再三呼吁世人研究中西文化要重视中西之同。但是，寒山子的接受(reception)上，为什么会是个例外？为什么西方学者似乎更看重寒山诗？

此时强调“异中有同”，彼时则大谈“貌同心异”，这是“比较文学”的本色？

《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修订版）

总结

本文题目上(寒山)“毫无影响力”是张隆溪教授的观点；寒山诗“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却是事实，喻指寒山诗获纳入《世界文学选集》之中。

因此，我们面对这样的现状：2025年，《世界文学选集》录有寒山诗，而张隆溪教授所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连“寒山子”的名字都没有。

张教授撰写的文学史书不谈寒山子，是因为张教授认定“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毫无影响力”。（涛按：“毫无影响力”这说法，与事实不符）。

一些文学史著作在论述唐代诗歌时，可能会重点介绍李白、杜甫、王维等主流诗人，忽略寒山子这样不太被正统文学重视的诗人。史家有“话语权”和自己的价值观，因此，就算史家刻意不谈寒山诗，读者也能够理解。

黄敬家《寒山诗在宋元禅林的传播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16年版。

但是，也有一些注重文学多样性和民间文学的文学史，会注意到寒山诗，并将寒山子作为独特的诗人进行评介，进而肯定他在白话诗创作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胡适、郑振铎、刘大杰所撰通史都谈及寒山子，后来出版的一些《唐代文学史》也有寒山子的一席位）。

世界文学选集录入寒山诗，反映域外编者注意到寒山诗的流通的事实和价值。

张隆溪教授声称：“(《剑桥中文学史》)在外国读者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学的情况下，还大谈特谈中国古代的出版市场、书籍的印刷等，那就是不恰当了。”（张教授在接受李浩荣访问的言论）。所谓“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学”，显然不确，因为寒山诗早就流通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

纸面上的历史（史书所载）难免有一定程度的“简化”，而简化取决于史家的“价值判断”: 被史家认定为没有价值的事物，就不获编写入史书。

入矢义高《寒山》，岩波书店1958年版。

寒山诗有价值吗？寒山诗流通于域外，这是事实。然而，作品的流通本身并不能区分流通作品之高下优劣。

不过，作品价值之有无，也要看接受者(receptors)的能力，例如：对牛演奏《广陵散》《二泉映月》等乐章，可能对那牛毫无影响。

上文已经指出，宋朝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都能发现寒山诗的价值。这里不妨再补一例：《四部丛刊》影高丽本《寒山子诗集》后的谁月轩人跋语谓：“（寒山、拾得、丰干）三圣人风采，正如清风明月之共一天，虽片言半句，照人耳目，销鄙吝，铄昏蒙，顿获清凉于热恼之中，可谓救世医王，最上灵丹也。”（叶珠红编《寒山资料类编》，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版，页18。) 谁月轩人显然读寒山诗而有所得。